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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纽约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的意识形态

时间:2019-02-05 14:03来源:澳门贵宾会官网
《纽约时报》(下简称《时报》)由纽约州副州长、政治家、记者亨利贾维斯雷蒙德与银行家乔治琼斯创刊于1851年,由纽约时报公司在纽约出版。奥克斯家族1896年收买《时报》,1961年后

  《纽约时报》(下简称《时报》)由纽约州副州长、政治家、记者亨利·贾维斯·雷蒙德与银行家乔治·琼斯创刊于1851年,由纽约时报公司在纽约出版。奥克斯家族1896年收买《时报》,1961年后又转为索尔兹伯格家族所有,并与洛克菲勒财团关系密切。1969年起《时报》从家族企业变为股份公司,成为拥有多家美国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国外联合企业的大报团。《时报》是美国严肃报刊的代表,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日发行量近100万份,是美国历史悠久、受众群体庞大、国际影响力巨大的纸质新闻媒体,其受众主要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社团领袖、高级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企业高管等社会精英。《时报》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国际话语权博弈、社会思潮演化、价值观宣扬与固化、公众舆论导向产生着重要影响。

  中国在《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形象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基本吻合。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时报》涉华报道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敌对冲突阶段(1950—1972)。因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美国将新中国视为“邪恶的专政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死对头”,中国在《时报》上的国家形象基本上是美国的对抗者和敌对者。二是友好尊重阶段(1972—1989)。在中美建交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所以将中国作为可以支持的“有发展前途”的国家。尽管这段“蜜月期”媒体报道短暂且一波三折,但总体上看中国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形象是浪漫、神秘和友好的。三是负面报道阶段(1989—2001)。“六四”政治风波既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也是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转折点。在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中,美国认为中国背弃“民主”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美国的假想敌,《时报》充斥着“中国威胁”、“中国崩溃”等负面报道。四是多元化报道阶段(2001—至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进入复杂多变期,《时报》等媒体的中国形象也是多元的、复杂的。

  冷战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总体上是消极的、负面的。美国学者古德曼对冷战时期美国媒体涉华报道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总体描述以政治报道为主,主要集中在危机、冲突和暴力等三个方面。在涉华报道中有24%的报道涉及严重的危机,70%描述了冲突,32%与暴力有关。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时报》涉华报道数量逐步增加,主题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类报道居多,尤其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类报道明显增多,但很多此类报道中依然隐含着较多的意识形态意蕴。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大量负面报道,直接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和方式。

  冷战后《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与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以西藏、新疆为重点的民族宗教问题、台湾问题、香港民主进程、中美关系、政府政策与官员腐败等方面。上述议题基本上是《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的常规议题,但媒体舆论是中美关系的风向标,其报道集中度和数量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和焦点问题的突发情况而各有不同。如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时报》炒作钓鱼岛、南海争端、中国军事力量扩张等问题,中国崛起与世界力量对比格局改变、中国“自我膨胀与谋求霸权地位”、片面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中国民主进程与政治改革等方面的报道评论骤然增多。

  《时报》的新闻消息来源主要是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学者及研究人员、基金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如从涉华人权报道的消息来源比例看,美国政府、国会等官方渠道及国际组织是最主要消息源,分别占比达53.8%和40.7%,国际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中国劳工观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等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持有偏见立场的一些人权组织也是其主要的消息来源。在《时报》看来,来自人权组织的消息强化了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及“合法性”。《时报》政治类报道固化的特定群体来源及偏狭视角决定了其涉华报道充斥意识形态的基调和方向,屏蔽消息或选择性报道也就无法避免。

  《时报》政治类报道的新闻立场和态度倾向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治倾向基本一致。意识形态是美国进行国家利益分析、战略认知的价值基础和思想出发点,也是美国领导世界、演化中国的终极战略目标,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在美国对华报道中有框架形塑作用,也是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持偏见立场的根源。《时报》在政治问题上拥有固化的“民主政治”思维模式,总体对华持负面态度,抱有一定的政治偏见。其新闻立场和报道倾向其实是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在媒体中的迁移反应,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价值理念和态度倾向为涉华报道预设了思维框架。

  注重突出新闻报道及评论选题的敏感性和冲突性。按照美国媒体的评价标准,具有敏感性、冲突性和争议性的事件才具有较高新闻价值,因受意识形态和思维定势的影响,中国政治类问题颇具这种新闻价值,极易引起美国国内读者共鸣。因此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与民主、人权与维权等问题成为《时报》持续关注的重点主题。即便一些本与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无关的经济、文化类报道,也含沙射影地指向上述问题。《时报》对新闻主题的选定实际上是在进行议程设置,其不断加大对上述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时报》通过使用特定词汇、隐喻、间接引用、偷换概念、隐性评价、名物化等语言技巧传达意识形态信息。批评话语分析家费尔克劳提出,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渗透到话语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的常识性背景知识之中,他甚至认为意识形态意义在不被察觉时才是最有效的。“词语的故意选取和巧妙使用是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注入意识的一种强化剂”。如《时报》在新闻报道中常使用“政权”、“社会主义国家”等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倾向的词汇,引发民众的情绪和反感,强化受众头脑里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对立。在报道台湾大选时,采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把一个原本是关涉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问题,转换成“民主人权”和“专制独裁”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问题,与美国政府对华战略中的“人权牌”、“民主牌”遥相呼应。

  《时报》在美国对华民主输出中发挥着信息传播、政策催化、公众舆论引导、政治理念与价值观固化、意识形态维护、政府监督等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弘扬和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尽管《时报》等美国媒体自我宣扬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和立场,但“新闻报道已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人们既无理由、也无法回绝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美国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秉信天定命运的使命观及根深蒂固的情结,对媒体及媒体人影响颇深,他们自觉地将弘扬和宣传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普世价值观作为其办报的根本宗旨、职责和历史使命,充当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引路人的角色。《时报》的新闻报道影响着社会和公众的政治取向、价值观念和思想态度,影响着美国精英阶层和民众的中国观。而且,《时报》在弘扬和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做法具有风向标作用,它的新闻报道及评论是美国电视台、广播、网站、报纸的重要信息来源,其报道口径直接影响着其他媒体的宣传口径。

  配合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唱衰、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对外输出民主是美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回溯《时报》报道的重大议题,可以发现它与美国政府对外战略及国内政治关注的重点议题基本一致。在冷战时期,《时报》曾经参与了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心理战,在动摇民意基础、唱衰丑化和社会主义、颠覆苏联政权等方面起到了催化作用。在涉华新闻报道中,《时报》也配合美国不同时期对华战略的重点任务,进行有指向性的报道,赞颂政治多元化,倡导无限制的自由人权,抨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引发思想混乱、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失衡及信仰迷失,鼓吹民族独立,激化民族矛盾,诱发族际冲突,削弱政府管控能力,挑起对政府的不满等。因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曼与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新闻或多或少地带有‘’的味道,‘唯意识形态论’不仅始终主导着美国媒体对发生在社会主义‘敌国’的所有新闻的诠释,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威胁与恫吓‘敌国’的途径。”

  以偏狭心态引导公众舆论,营造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氛围。从《时报》的报道倾向看,决定中国在美国国家形象的不是中国的发展与变化,而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在美国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思维框架内,《时报》等媒体涉华负面形象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国家形象认知。《时报》利用其精英阶层意见领袖和主流媒体的地位,影响和塑造着公众舆论,为民众对中国的认知预设了舆论前提,不断固化中国是信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突出中国与美国在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歧见和偏狭的政治逻辑将中国定型化。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博克所言:美国的民众并无可靠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美国的媒体和官方舆论将其预先设定的“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以及解释”传播给美国民众,“民众对这些看法的接受和认同,最终将支持统治阶级的利益”。

  《时报》的涉华报道总体基调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基调基本一致。美国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是《时报》新闻架构的基础和根本影响因素,《时报》作为一份突出政治精英视角、兼顾公众认知的新闻媒体,它与政府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媒体需要从政府获得权威信息,政府需要媒体来阐释政策。对于美国的涉华报道来说,涉外舆论更集中体现着国家利益。因此,《时报》会有意无意地宣扬民主自由理念,支持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制度,促进国家利益,捍卫主流价值观和政治文化。

  《时报》在美国对华民主输出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复杂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报》的涉华报道受美国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价值观、政治文化、商业利益、媒体定位与运行体制、新闻从业人员偏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对华报道有负面和消极的一面,但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定性为美国政府宣传的喉舌和妖魔化中国。二是《时报》的涉华报道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其报道并非一以贯之地持否定态度,也并非长期地持支持态度。

  冷战后,《时报》的涉华报道中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报道逐渐减少,但并非意味着美国在淡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依然是影响其涉华报道的主要因素,在特定时期存有突然反复的可能性。冷战后,媒体涉华报道受时代发展、国际环境及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总体趋向客观,新闻报道对中国的定型化、政治化、妖魔化解读在减少,但意识形态倾向依旧浓厚,报道中时常体现出美国以世界民主自由和价值观领导者、引路人,以公平正义代言人的姿态指点迷津的意味,但在报道表述中其立场和倾向性更加间接化、隐蔽化。而且,不排除受国际环境、特定突发事件而导致意识形态影响的回潮。

  因此,对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既要认真对待,但也不应过度反应;既要勇于面对,也要淡然处之。我们应充分利用美国媒体这个重要的宣传阵地,运用西方民众熟知的话语体系语言进行宣传报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吹风会、定期会见等方式传递正确信息。牢牢把握中美共同的国家利益,妥善利用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内政治特点,着力淡化意识形态分歧,积极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努力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导权、主动权,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不断加强民间宣传和交流,增强民众对华理解和认知,减少隔膜和偏见。制定操作性、针对性强的媒体传播细化方案,区别对待媒体受众,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尽最大可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后冷战时期美国民主输出运行机制与我国战略机遇期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批准号13BKS066)及北京市社科基金(13JDKDB01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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