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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海琪鱼缸:内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末代旗王齐默特

时间:2019-01-29 12:51来源:澳门贵宾会2000.com
郭尔罗斯前旗始封旗主扎萨克辅国公名曰固穆,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仲弟哈布图哈萨尔(即合撒儿)的十八世孙,是本旗末代旗王齐默特色木丕勒的十一世祖。 明朝末年,女真部落的爱

  郭尔罗斯前旗始封旗主——扎萨克辅国公名曰固穆,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仲弟哈布图·哈萨尔(即合撒儿)的十八世孙,是本旗末代旗王齐默特色木丕勒的十一世祖。

  明朝末年,女真部落的爱新觉罗氏崛起于北方。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登基称帝,建元天命,定国号金,历史上称后金,其子皇太极于1636年改国号为清。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对漠南蒙古,特别是对蒙古科尔沁部,采取了招抚、瓦解、联姻、联盟等政策,使之巨服,以巩固后方,全力攻明。

  天命九年(1624)郭尔罗斯部固穆及其长兄布木巴,随科尔沁台吉奥巴一同归附后金。此后,科尔沁诸部曾多次派兵随同努尔哈赤、皇太极出征。

  顺治五年(1648),封固穆长兄布木巴为镇国公,郭尔罗斯部从此分为前后二旗,固穆掌郭尔罗斯前旗,布木巴掌郭尔罗斯后旗。郭尔罗斯前旗幅员东西宽约360里,南北纵长500里,当时,长春(乌浩特)、德惠(艾银吐)、农安(宝巴)、长岭(巴图晋)、乾安(大布苏)等地,均为郭尔罗斯前旗的游牧之地。

  齐默特色木丕勒是固穆第十一世孙,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这时是其祖父图普乌勘吉图执政时期。

  图普乌勒吉图生有五子,一子夭折。长子叫阿玛尔浩毕图(即齐默特色木丕勒之父)是王位的当然继承人。图普乌勒吉图为了防止后代在继承王位中发生争权夺位之事,将其他三个儿子分别送到本旗阿拉街庙(即崇化禧宁寺)和外旗庙宇当了。

  阿玛尔浩毕图所娶夫人是东土默特旗王查干乌孙的女儿(即齐默特色木丕勒之母)。本来是门当户对的姻缘,可是为了一件变故,造成了严重的悲剧。这位夫人带来的一名随嫁丫环,生得身材窈窕,清秀漂亮。有一天,这个丫环去佛堂敬香,忽见一人悄悄跟随在后,将她搂在怀中,欲行不轨,这个人正是阿玛尔浩毕图。丫环人声喊叫,随之奋力一推,将阿玛尔浩毕图推倒在地。阿玛尔浩毕图的夫人闻声来到了佛堂,见此情景,气愤万分,朝其丈夫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愤愤离去。

  这件丑事发生后,阿玛尔浩毕图因惊吓、羞愧、忧郁、渐渐地精神失常,时好时坏。虽经多方求医,均不见效,终成不治之症。这位夫人自幼养成骄横任性的脾气,尤其发现其丈夫有不轨的行为并患了精神病之后,性情更加怪僻、暴厌。她把一腔怨气经常发泄到仆人、侍女的身上,稍不如意,非打即骂。一次,因奶妈未及时给孩子喂奶,孩子哭叫,她一怒之下,竟将奶妈的乳头剪掉。她还经常向人说:我若不死,就要把这个王府搅翻个个儿!

  由于这样的处境、遭遇,齐默特色木丕勒幼年主要是在其祖父母及乳母、佣人的照料下生活,养成了沉默寡言、郁郁寡欢、怯懦软弱的性格。

  图普乌勒吉图见长子袭位无望,遂把希望寄托在长孙齐默特色木丕勒的身上,着意培养提携。在齐幼年时期,他亲自抚养、教育,稍长即延师课读,教授满、蒙、汉各种文字并多次带他出外经世面、长见识。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皇帝举行成婚大礼,要求蒙古王公来京一体施恩,以彰庆典。图普乌勒吉图即带齐默特色木丕勒进京参加庆典,晋献银两以表忠心,还于养心殿瞻觐了皇太后和皇帝。此后,齐被授予四等台吉并赏顶戴花翎。

  光绪二十年正月,慈禧太后60寿典时,图普乌勒吉图又带齐默特色木丕勒进京。齐默特色木丕勒晋爵三等台吉。

  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三月,年仅23岁的齐默特色木丕勒经理藩院奏请皇帝批准,继承祖父图普乌勒吉图职爵,正式袭任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辅国公。

  齐默特色木丕勒承袭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辅国公不久,便向朝廷奉献了效忠白银一万两,并藉此亲自进京面君。一来是为请皇帝恩准其三叔阿玛尔青格尔图为扎萨克旗庙执政,不便宗教统治大权旁落;二来是为巩固自己在旗内的统治,并扩大自己在哲里木盟的影响。

  图普乌勒吉图是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右中旗、图什业图王巴宝多尔吉死后,按例应由图普乌勒吉图升任盟长。但巴宝多尔吉之子色旺诺尔布桑宝(人称道格辛大王)拒不交盟长大印,并进京活动正式被任命为哲里木盟盟长。后来色旺诺尔布桑宝被起义队伍处死后,其嗣子业喜海顺袭任图什业图旗和硕亲王,但并末被任命盟长。袭位五年的齐默特色木丕勒感到时机已到,凭借各种门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任命为哲里木盟副盟长,时隔不久即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从扎赉特旗争来了哲里木盟盟长兼兵备扎萨克的职务,终于登上了总领哲盟十旗的盟长宝座,成为哲里木盟的风云人物。

  齐默特色木丕勒晋升为盟长,可谓宿愿已偿,踌躇满志。为此,他还在王府门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就职仪式。哲里木盟所属各旗王公带领官员及骑手、摔跤手亲赴郭罗斯前旗公爷府,参加盟长就职典礼。那达慕大会为时半月,真可谓盛况空前。

  齐默特色木丕勒晋升哲里木盟长后,即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着手改建公爷府,仿照京城官邸的布局式样设计施工。所有重要的建筑部件,均在北京城预制,所用大批木料是由长白山经水路发排运来,工匠也全是由北京邀来。这座新府于民国3年(1914)改建完成。其时,齐默特色木丕勒已晋封为和硕亲王,因此称为“亲王府”。在以后的20多年中,这里不仅是郭尔罗斯前旗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哲里木盟的政治中心。

  这座齐王府,座落在距伯都纳古城95华里的松花江左岸,位于长春西北200华里处(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哈拉毛都乡)。王府背倚青山,江河环流,古榆繁茂,景色怡人。蜿蜒的松花江,从王府东端缓缓流过。

  齐王府占地面积61000平方米,院墙高耸,皆为夯土筑成,府院围墙长320余米,墙壁四角及西墙正中设有五座炮台。南门为正门,东门为侧门。正门雄伟,门楼上飞檐翘角,双龙滚脊,铁马刀铃,显得典雅壮观,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正门前,是长条青石砌成的台阶,两侧有精雕的石狮并立。门前有一座砖石结构的影壁,横贯东西,长达十米左右。正门前的高台上,横列四根九米高的旗杆,顶端为紫色的“介”字形匣。从右向左在匣面上书写着“福、禄、祯、祥”四个字。门上悬挂着一方匾额,书写着“亲王府”三个鎏金大字。两侧竖立着十二根拴马桩,顶端皆为猴雕,形态各异。

  王府院落多为回廊式建筑,中轴线为甬道,东、西两侧为跨院,左右对称,前后为七进院落,房舍640余间。进正门,为第一进院,左右跨院各为兵营。沿南道进府门为第二进院,正面为大堂,即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衙门,设有印务处,负责处理王爷交办的行政事务。大堂也是诉讼、审问、刑讯之场所。穿过大堂为第三进院,可见两层经楼,请活佛进府时,可在这里乘凉停歇经楼左右有便门。过便门为第四进院,东、西两厢为客厅,内部陈设皆为紫檀木所制,墙上挂着绣花壁毯,正房为祭堂,是供佛的地方。绕祭堂过便门为第五进院落,西跨院设佛堂,是诵经的地方。再过禁门(即二门)为第六进院,是齐王的寝宅,这里有上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五间。东西跨院亦有东西房各三间,建筑布局严整有序。正房有双龙滚脊,雕梁画栋,回廊环连。最后为第七进院,它的后面是假山,西侧是花园。王府内还建有运动房、乐队演奏室。摔跤手常表演节目,供王爷观赏。乐队所排练的节目则为王爷迎送客人或举行宴会时助兴。王府东门里,为回事房。府内奴仆均在东套院居住。齐王府整个建筑面积之大及其雄伟、壮丽,在东部蒙旗是不多的。

  齐王的大福晋是敖汗旗色凌端鲁布郡王之妹,据说这位大福晋为人贤淑、温顺,无论是对陪嫁来的丫环,还是府内其他侍女、佣人,都比较和气,因此王府上下都很尊敬她,

  齐王的第二房夫人(也称侧福晋),是吉林佟大人佟秉权的妹妹,满族人。据说她在与齐王结婚之前,其兄怕她婚后有子女与大福晋所生的子女争权夺势,闹矛盾,于是便劝她服了不孕药,所以她嫁给齐王十余年一直末生育。她年轻时爱说爱笑,喜好活动。自齐王死后,她性情变得比较古怪,时常对侍女发脾气,有时甚至残酷地吊打侍女。二夫人在土改时,携带金银细软随一大夫跑到了王爷庙(今乌兰浩特)。

  齐王的三福晋是扎鲁特旗人,其兄丹必扎拉森是当时郭前旗阿拉街庙的佛爷。她的名字叫色力玛,人们都称她为色福晋。她于1946年春,因染上霍乱传染病死在王府。

  大福晋生有三男二女,长子达木林旺吉勒,人称公大爷,二子和三子抱病于幼年夭折。达木林旺吉勒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三十二年(1906)随父值蒙古年班进京,得到慈禧太后赏赐花翎的殊荣。他后来与张作相(曾任奉系古林省长)的女儿成亲。达木林旺吉勒婚后不久便得了肺结核病,当时称为痨病,属不治之症。尽管齐王府不惜重金多方求医诊治,终未见效,死在了长春。他的妻子在他治病期间昼夜护理,煞费苦心,丈夫一死,痛不欲生,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吞金自尽。这件事当时轰动很大,被当局誉为贞节烈女,送了一块题为节烈可风的金字匾额。

  大福晋所生的两个女儿,大格格名叫拉西玛,18岁时(宣统三年、19l1年)嫁给了东土默特石旗德贝子的儿子。婚后二年,丈夫病死,不久,她也得了精神病,1944年被接回齐王府,第二年便死去了。

  齐王的二女儿许配给天津崔大人的公子,是个大学生。这位公子因有外遇将二格格遗弃了。此后,二格格回到王府,过独居生活,伪满后期又回到北平。日本投降后,占领长春时,她由北平来到长春,把齐王在长春的房产都卖掉了,后来,她托(此人是齐王干女儿吴音哲的朋友)将齐王驻京办事处的房产也卖掉,可是房款却被骗去,二格格闹了个房财两空,不久,便死在北平。

  齐王的三夫人色福晋生一男三女。男孩9岁时病死。三格格(按姊妹排列顺序)婚后长疔疮而死,四格格嫁在乌兰浩特,因此王府屯的人都说:齐王爷娶妻三室,未获一子。

  王府改建后,齐王与福晋居住在第六进院落。西侧就是一座花园,内有假山、亭榭、果树,还有一座花窖,特从北京请来花匠,专门为他培植四季名贵花卉数百种。他的居室和府堂,各放八盆鲜花,天天轮换,一月之内不得重样,每逢王府迎宾之时,八盆鲜花要在正午时刻一齐开放,借以显其“受命于天,百花听命”的神威。此外,花园里还饲养一些珍禽异兽。每当盛夏之际,花香四溢,草木繁茂,亭台掩映,蜂飞蝶舞,鸟声瞅瞅,不亚于北京城内有名的王府花园。

  齐王身材高大,脸盘宽阔。他在府内通常身着长袍马褂,手持文明棍。他喜欢吸旱烟,精制的木斗克常不离嘴,偶尔也闻闻鼻烟。齐王年轻时嗜茶如命,因喝茶过多而得了失眠症,此后便不再喝茶,专喝白开水。每天清晨,他很早就起床,首先到家庙佛堂上香叩拜,然后便拄着文明棍,由一名侍从跟随,到花园漫步,到府宅各院溜达。有时到书房、内务处走走,顺便问问府内外事务,偶尔也到府外村屯走走,和屯民百姓交谈两句,正因如此,给人们留下了齐王爷平易和善的印象。

  齐王府内部等级森严。以用餐而言,就分为六个等级的厨房:专供王爷、福晋用餐的小厨房,府内家族成员用餐的厨房,内务处官员厨房,印务处官员厨房,兵营大厨房,勤杂人员用餐的下等厨房。

  供齐王及福晋用餐的小厨房,从北京专门请来一位姓崔的厨师上灶,每餐一般都是八个莱四个汤,鸡鱼肉蛋,山珍海味不断。齐王一般都是单独进餐,他唯恐有人在饭菜里下毒,专设一名试食的奴隶。每道菜饭上来,先让这个品食奴吃一口,验证没有问题之后,齐王方才动箸。府内家族、内务处、印务处人员用餐也很讲究,每餐也是四菜一汤,美味佳肴不断。只有兵营和勤杂人员每顿只是粗茶淡饭而已。

  为了炫耀王府的气派,民国年间,齐王成立了一文有50余人的军乐队。每逢喜庆佳节,或有贵宾到府,不但迎送时奏乐,就餐时也要奏乐,以助酒兴。平时,齐王外出时,要有四名武装卫士跟随。他在伪满州国任蒙政部大臣时,有专用小汽车,后来回到王府,外出仍乘坐装有蓝布篷子的轿车子。

  每年春节(蒙语称希恩吉乐,即新年),更能显示出齐王府的豪华与气派。进入腊月十五,附近村屯的青壮年旗民都得到王府义务服差,清垃圾、排污水,直到将王府内外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为止。府内仆役、丫环、侍女,每逢年节,也都格外忙碌。男人们在管家的支配下,杀猪宰羊,置办年货;女人们在福晋太太的指使下,收拾庭堂,整理各类器皿。

  每年除夕的晚上,在府前正门悬挂彩花、彩灯,其间串连电灯泡,通电后,一明一暗,仿佛大城市的霓虹灯一般。

  年三十晚上,齐王穿着朝服,戴上朝冠,福晋和格格们也都梳起京头,盛装打扮。这一晚,齐王同福晋、孩子们一起进餐,称作团圆饭,以示阖家团圆,幸福如意。午夜时刻,接神、拜祖。先是燃放鞭炮、烟火,然后上供烧香,祭天拜祖。接着,阖府男女分别给王爷、长辈叩头拜年。府内凡有身份、有爵位的成年人,均穿上朝服或蒙古盛装,在府内各院各室,来来往往,互相道喜贺年,往往是通宵达旦。

  正月初一,附近村屯凡有点名气或有点地位的人,都带着礼物前来王府给王爷拜年。王爷和同族长辈以及福晋、府衙官员一同出面,接受人们的拜贺。在军乐队演奏的乐声中,随着司仪的喊声,满院的人们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依次给王爷等人叩头拜年,王府过年盛况,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才算告一段落。

  以上只是齐王府王室生活的片断。不仅齐王及其家眷过着纸醉金迷的王公生活,就连为其效忠的奴仆,特别是四大租子柜的管事,也借权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过着豪华的生活。

  蒙古王公大多推崇教,不惜重金兴建寺庙。从康熙到光绪年间,郭尔罗斯前旗先后建立了阿拉街庙(崇化禧宁寺)、黑帝庙(即德寿寺)、小庙(即广庆寺)、新庙(即妙应寺)、和硕庙(即福兴寺)及王府家庙菩提寺。阿拉街庙为六庙之首。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值齐默特色木丕勒袭任爵位之后不久,阿拉街庙的席勒圆寂。为了不使宗教大权旁落,齐王亲自进京面君,得到光绪皇帝的恩准,他的三叔阿玛尔青格尔图成为本旗扎萨克,阿拉街庙成为全旗教的中心。

  阿拉街庙,每年要举办两次庙会。最隆重的一次是在每年的阴历六月十四、十五日举行,为全旗性的庙会。这次庙会由王爷亲自主办,所需经费由王府下设的租子柜支付。阿拉街庙举办的庙会名为达拉圣母会。主要活动是念经、跳查玛舞(也称跳鬼)。届时观者如云,车马载道,连袂接踵,挥汗如雨,商贾云集,盛况万分,极为热闹(见《吉林省乡土志》)。

  庙会以外,祭敖包、招福、开印仪式是齐王府的三大祭祖活动。敖包,蒙古语堆集的意思。祭敖包,是以敖包为崇拜的祭祖活动。齐王府北山的敖包是全旗的祭祀中心。每年要在水草丰盛的吉月吉日——阴历七月十三日举行祭祖。祭祖前,敖包顶上插枝为丛,立竿为柱,顶上安嘎如迪(即凤凰)为冠首,悬以印有经文的丝制天马图经幡,并在几道下垂的绳弦上系以各种三角形的小彩旗。

  在祭敖包的日子里,穿着清制朝服的齐王带领全体王族,坐在高大彩台上观看。祭祖开始时,由札萨克率从,身披黄色架裟,头戴鸡冠帽,列成几行,以寺庙鼓乐为先导,绕敖包诵经,众人随行。这一天,齐王府要在敖包旁垒灶安锅,煮肉粥,施舍求善。敖包会除进行宗教祭祀活动外,还进行赛马、摔跤、射箭、投布鲁以及说书(乌力格尔)等娱乐活动。

  齐王的印玺常年放置在府内六进院七间寝宅的西屋内,平时不得启封,由一名副协理掌管。每年有开印和封印的时间,开印和封印都要举行仪式。

  开印仪式一般都在阴历正片二十。这一天的正午,在六进院内七间正堂前,一字横排十三张方桌,中间是一张大方桌,为主祭席,置一方型香炉,香火如炬,香烟缭绕。其它十二张桌分列两旁,形似十三太保,十二个雕花的特大型红木漆盘内,摆好全羊,雕有十二属相的十二樽酒器,满斟琼浆般的奶酒。祭时,齐王在主祭席前首先脱帽叩拜太阳,表示阳运上升;然后,中指弹酒绕“十三太保”敬天告地,表示崇敬,不忘祖先。在特定的祭词中,对有功的“黑神马”(即乾隆年间夺回扎萨克大印有功而死去的大黑马)念念不忘。主祭过后,由掌印协理从印房中双手托出精制的印匣,恭恭敬敬地放在祭桌上,然后众人一齐跪拜叩头。完毕,将印匣捧到印务处盖印。有的盖在预制格式的公文上,也有的盖在空日奏折上。盖完印,即举行封印仪式,众人绕匣一周后,再捧回印房。待秋祭请出,仪式相同,时间在中秋节的后一天。

  招福仪式既有北方游牧民族之遗风,又具有牧区特点和地方色彩。招福仪式选在立夏这一天,标志着絮荣昌盛。一旗之主的齐王爷,每年要在这一日给王府的大马馆牵马,敬酒。

  招福仪式开始,阿拉街庙的们,在达的率领下,鼓乐前引,绕王府三周,并反复高声念诵《招福歌》呼喇一一呼喇,

  这时,王府的大马倌(“哈喇抽”——黑民或下人身份)出现在王府大门前。他穿着干净的蒙古袍子,手持丈二长的套马杆,佩戴着红绸彩带,骑在被认定为白色神马的背上。当鼓乐队绕过王府门前的时候,平日紧闭的王府大门缓缓打开,通过大堂正门,王爷身着便袍褂沿着府内甬道走了出来,王府大小官员跟在后边。其中有一位梅林衔的官员捧着一盆采集来的长着絮茂绿叶的“塔头墩子”。当王爷走出大门后,就要接过大马倌手中的缰绳,并牵马绕影壁一周,再站立在大门前,然后王爷给乘坐在马背上的大马倌敬酒,接着再把那繁茂的塔头墩子献给大马倌,象征全旗的马群牛羊像塔头墩子那样繁荣昌盛。

  在招福这一天,齐王府的马群也集中在江湾的平川里打马印,煽儿马(公马)。为了便于识别,马到三岁的时候,就要打印,齐王府的马群印记是王字。

  这一天,在江湾草甸子上,人山人海,远近居住的农牧民都来围观。在一个大土岗下燃起了一堆通红的杏树疙瘩火,把铁印子插在火里谁备着。一个个驯马手举着长长的套马杆,去套要煽的三岁儿马。由两个人力士揪着被套住的儿马的耳朵,拉到火堆前,王府的煽马兽医手脚伶俐,瞬间就把马的睾丸割下来·叭地一下扔在杏树疙瘩火里。许多上年纪的老人,手里端着铜酒壶或锡酒壶,从火炭里夹出散发着香味的马睾丸下酒。

  这时淘气的男孩子,把衣服脱个净光,裸露着身子骑在刚刚煽完的马背上,打印的人把通红的铁印子从火堆里拽出来,举着长长的木柄,向被揪着耳朵的儿马后臀上一触,“嘶啦”一声,伴着马的嘶叫,一股浓烟味夹着焦毛的气味团团升起,马儿箭也似的窜了出去,尥着蹶子,甩着尾巴,马背上的小男孩在尘烟里也不知道甩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草原上最欢乐的一个群众性的“节日”。

  乾隆五十六年(1791),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恭格喇布坦不顾清廷的蒙地封禁政策,自行招民垦荒。嘉庆五年(1800)蒙地开始驰禁。道光七年(1827)以后,蒙地封禁政策被彻底打破,进入大量放垦阶段。到光绪十四年(1888),郭尔罗斯前旗已经出放荒地l00余万垧(每垧十亩),该旗东南部的长春、德惠、农安一带的荒地,开垦殆尽。

  齐王袭任后,酋先遇到的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行文咨告吉林将军,陈述负债本末,并请求借贷。大意是:咸丰同治年间,粤逆扰乱,屡经征调满蒙官兵入关剿贼,官兵过境,则有驿站之供应;本旗应调者,则有军需之备办。一切支应悉由商贷,新陈子母,辗转相加,积至六十余万串。请转贷利息较轻之款,按年由所入地租陆续偿还,以清积负。后经吉林将军清查核准后,对该旗历年陈欠贷款分别等次折扣成数归还,并由官贴局垫付部分陈贷。

  光绪二十九年以后,齐王为了尽快解脱债台高筑的困境,继续出放旗境剩余的荒地。齐王先后三次放荒,第一次出放余荒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阴历六月十五日,郭尔罗斯前旗和农安县联合发出艾银吐地方招垦告示,开始丈放招垦,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八结束。开放的地区按“天、地、人”三字区分,分为266方,共丈放土地12760垧4亩2分。一等地每垧银10两,二等地每垧银8两,艾银吐地方的荒价每晌10两,共收荒价银126052两。

  当时,蒙地开放,多数先由汉族富商豪绅包领(俗称揽头)。如:靠山屯开放时,包领的揽头叫张芳,哈拉海一带的揽头叫李瑞,伏龙泉一带包领的揽头是鞠洪泰、刘老东、候老毕等。他们包领后,再以小亩和高价放给垦民各户,从中渔利,也有一部分土地由垦民直接从王公那里报领。

  第二次出荒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放长岭子荒地,是年吉林将军达桂行文与郭尔罗斯前旗咨商:塔虎一带为奉吉黑三省往来通衢,幅员广阔,盗贼出没,扰害治安,应如数开放。齐王当即咨覆:此段荒地,此经蒙众开垦成熟,勿须开放。拟请将农安县属,毗连达尔罕王旗(科左中旗)的长岭子一带(东西宽60余里,南北长100余里,约计毛荒30万垧)荒地开放,以抵补塔虎荒段。于是,吉林将军达桂转奏朝廷请准后,派出当时双城厅的理事通判张呈泰到该荒殷附近设立行局,办理招垦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行局发出了长岭子荒招垦广告,规定本次丈放方式划井丈放。每井6里见方288行弓,一井约计毛荒1620垧。南由农安县属的新安镇起,北至奉大的开通县界止,一律勘放。在放荒区域,划清界址,埋有封堆,设立标桩,并按井编号头,绘图悬挂局门,以便领户指号承领。拟定荒价为上中下三等,荒价之外,每两加收银一钱,作为立城建署之需。

  但这块荒地人烟稀少,土匪出没无常,有些人虽想承领开拓,但以匪患为虞,而且一般人等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现款,因此,两年内只放出荒地84700余垧。

  宣统元年,该处行局经商定,改正了出荒办法,重新发布了公告。把划井又改为划成方,每方45垧。地价由一次交付变为五年陆续交付。这样,从宣统元年二月,至民国元年(1912),按新招垦办法又放出126600余垧。最后剩下88857垧,均是沙碱不毛之地,无人承领。后经当局与蒙旗商定,请示民国大总统批准,拟成立吉林长岭县天利农林蚕牧股份有限公司”,以开发这段沙荒。

  第三次出荒,是民国16年(1927)至伪满大同元年(1932)之间,开放了乾安荒。

  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蒙旗王公的权势日趋衰弱,加之齐王府原有的巨额欠款尚未还清,致使年年入不敷出,经济状况日益窘迫。在此期间,吉林省许多达官贵人、富商豪绅,早已经垂涎郭尔罗斯前旗所属的土地平坦、水草丰茂的乾安一带荒地,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软硬兼施,从前旗王府买下了大片土地,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省长围子,团长围子,师长围子等等特权“领地”,招工垦殖,聚敛财富。同时,东北军也把郭尔罗斯的大片草原强行作为车马放牧场所。他们为了长久占有这些膏腴之地,由省长张作相亲自出面,采用各种办法威逼利诱齐王放荒。齐王为了偿还债务,增加财源,也有放荒之意,遂与吉林省当局商定,于民国16年(1227),勘放郭尔罗斯前旗西部荒地——乾安荒。

  省政府成立了吉林勘放蒙荒总局,委任徐晋贤为总办,并制定了《蒙荒勘放章程》,放荒时首先于荒地中勘定子午总线,然后份别向两旁勘测。长宽各6里为一井,每井又划分为36方,每方45垧。勘定后,井、方分别设立封堆,建标桩,使用绳弓丈量,288弓为一亩,10亩为一垧。全部荒地东西宽150里,南北长90里,共勘划出整井174个,破井35个,勘放总面积为472770垧4亩3分。土地勘定后,即招民认领,并限定土地招领数量,每户最少招领一方,最多不得超过20方,以免包揽渔利之弊。同时,设置城基地和四乡镇基地,城基、乡基和村基,均按指定丈数划为若干号,招领时,每户以一至二号为限。

  荒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地一垧收价洋21元,中地一垧价洋14元,下地一垧价洋7元。城基按方丈作价,内城,沿大街的每方丈价洋8角,沿旁街的每方丈价洋4角。外城,沿大街的每方丈价洋2角,沿旁街的每方丈价详l角。镇基、村基也分别规定了价格。不论荒地,还是城、镇、乡、村地基各价,均以现大洋一次交付。

  乾安荒招领之后800%以上的农户,根本无力承领。因此,除一部分留界蒙户保留一些旧有土地外,新的放荒地基本上为吉林省府要员和大商人所垄断。省长张作相占据了10个井方,如归字井、民字井、食字井、旦字井、小古城等,面积15000多垧,而且都是上等中等好地。为了便于管理,张作相在现今的乾安镇内第二小学处,建立了福厚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土地勘放事宜和收缴租税。其他军政要人也纷纷效仿。东北军的常荫槐办起了新村公司,东北军被服厂周厂长办起了西顺公司,吉林省勘放蒙荒总局总办徐晋贤办起了聚成粮栈,等等,当时号称八大公司。各大公司,初期沿袭蒙荒开发旧制之一二三租法收租,即:租粮逐年升科,每垧地开发后,第一年一斗,第二年二斗,第三年三斗,第四年四斗。虽然租粮不算高,但这些人却获利非浅。仅以吉林省督军府承启官冯占海办的福寿公司为例:该公司据有翔字井、成字井、明宇井三个井方,其中可耕地80方,村基3方,其余为废地。按3600垧计算,到1931年,4年间共收租粮的4600石,除去价款和一切杂支外,净剩租粮4100石,折合现大洋17366元。直可谓是一本万利。

  到了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前,租粮逐年升科,上等地每垧达七斗、八斗至一石,中等地每垧六斗,下等地每垧四斗或二斗,平均地租每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二三租法的规定,

  本来按勘放总局规定,地方要负责“国课赋税,备置房间、碾磨、水井等,以备佃户之居住。”但地方却“一切从简”。比如住房,有的只盖个马架子,有的即使盖儿间土平房,房中却修筑万字炕,每间房住二、三家人家,拥挤不堪。由于居住地方狭窄,卫生条件差,常常造成瘟疫流行。

  乾安荒自民国16年开放,到伪满大同元年(1932)3月禁令开放止,6年间,办完开放手续的有250815晌,其中已耕地87644垧3亩。开放手续未完的有221955垧3亩9分,城基、村基地2827垧零4分。

  租局是蒙旗王公征收祖赋的机构,俗称租子柜,也称地局、清赋局等。随着出荒范围的扩大,郭尔罗斯前旗先后在长春、农安、长岭、德惠等地成立了蒙租局,号称四大租子柜。

  清嘉庆五年(1800)开设长春厅,任理事通判一员,管辖民事,并把所辖区域划分为四大乡(沐德、怀惠、抚安、恒裕)。后来,郭尔罗斯前旗王府为了收租,设立了长春蒙租局(总局),四大乡也分别设立了分局,办理出荒征租等项事宜。宜统二年,将蒙租局改称“清赋局”。当时长春清赋局设在原西四道街,有总办一人(蒙),帮办一人(汉),委员一人,书记四人(蒙汉各二人)。总办总理局务,帮办相当同知、通判官衔,协同总办执掌局务,书记掌管会计、文案。

  农安地局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长岭地局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德惠征租局设于宣统二年(1910)。

  民国元年(1912),哲里木盟发生了乌泰叛乱事件。乌泰是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郡王、哲里木盟副盟长。宣统三年(1911)ll月,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独立称帝,并发出密函,鼓动内蒙古各旗脱离中国,与外蒙古合并。乌泰积极响应,派出特使去外蒙古觐见哲布尊丹巴,并得到武器弹药及其他有关援助事项之约及允诺。乌泰还发出密函和派出代表联络哲里木盟各蒙旗王公举兵响应,一致行动。民国元年8月20日,乌泰举兵叛乱,散发了《东蒙古独立宣言》,分兵三路进攻洮南府及今白城子等地。但除科尔沁右翼后旗扎萨克、辅国公拉西敏珠尔派兵参与叛乱外,哲盟其他各旗王公均在犹豫中观望事态的发展,并未举兵,袁世凯立即飞电奉天都督赵尔巽等人,要求注意全盟动向,采取与劝抚手段敉平叛乱。

  吉林都督陈昭常接到袁的密电后,以郭尔罗斯前旗地处蒙汉接壤的交通要道,齐王又是哲里木盟盟长,为各蒙旗观瞻所系,即命四十六旅旅长裴其勋率部进逼郭尔罗斯前旗。

  开始,齐王接乌泰密函后,亦运进一批武器,增练新兵千余名,王府之兵亦有开往西北之迹象,有些旗民也在预备干粮、炒米等食物,大有举旗蠢动之势。裴部进抵郭尔罗斯前旗后,裴其勋即会同知府何械朴亲赴王府会见齐王。齐王谈了自己的思想顾虑,并说:“对始而倡谋独立甘蹈不韪者故有三恐,一恐库伦活佛如成帝业,将来受违背之责,必遭蹂躏;二恐国民政府不能巩固,将来无所依赖;三恐宗社起义,宜统复帝,将来必受谴责”。齐王以此三种原因表明自己不敢违背活佛而随意附和民国之意。裴、何二人一再以民国必能巩固、帝制不能复辟、国家必须统一,谕导齐王和其叔父三爷。齐王看到大兵压境,王府被困,又听了裴、何二人所言,遂表示拥护共和、反对叛乱之意。此后,齐王以盟长名义发出文告,照知全盟各旗拒绝库伦劝降,抵制乌泰叛乱。在吉林都督陈昭常的支持下,齐王还于是年10月18日在长春主持召开了哲盟王公代表会议,商谈治理蒙旗大计。北京政府蒙藏院代表阿穆尔灵圭、东北三省宣抚使张锡鉴、吉林都督陈昭常等到会。会议决议事项十条,主要是:中央可在东蒙边塞要隘驻军;蒙古王公不得将财产私自售卖或抵押与外国人;王公向外国借款需得中央允许;中央颁布特别优待蒙人条件;东蒙十旗一律改悬五色旗等。这次会议对配合政府军制止叛乱,稳定东蒙大局起了积极作用。

  乌泰等人的叛乱,被袁世凯派吴俊升等部下去。按照北京政府所颁布的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之命令,齐王以拥护共和,归顺民国,反对叛乱之功,同年9月由辅国公一跃而晋升为多罗贝子。民国二年,又以维护东蒙之功从优晋封为多罗郡王。民国3年4月,又获得和硕亲王之爵位。

  民国19年(1930),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这次会议围绕着蒙旗地方是实行民主自治,还是继续维护王公统治制度这个议题,展开了争论。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其后,国民政府相继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929年4月18日,齐王受张学良之托主持召开“长春会议”(也称第二次长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哲里木盟十旗和依克明安旗的蒙古王公代表和平民代表。会议着重讨论了蒙古王公制度的废存和实行新政的问题。有些旗民代表主张实施“新政”,改革封建王公制度。但是,出席会议的王公代表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不适于蒙旗各地,必须继续维持王公制度。会议争论激烈意见不一。最后,在盟长齐王的主持下,起草了《会议建议书》,其中心内容是:蒙古各地民智未开,思想落后,不宜急于革新,应在保护王公制度的前提下,逐步实施新政等。这个建议书反映了齐王“新政”的态度。

  1929年3月间,东北虽已易帜,但在行政管辖方面尚未得到统一,蒙古地方要务也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前往南京请愿的蒙古代表团推举吴鹤龄等人去沈阳访问张学良和常住沈阳的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色楞(哲盟副盟长,张作霖儿女亲家),并会见了东北盟旗处处长袁庆恩等人。其后,吴鹤龄和陈庚扬等人又去太原见当时的蒙藏委员长阎锡山,要求由阎主持召开蒙古会议,研究解决蒙古地方事务问题。在各方的一再要求和督促下,南京政府决定召开“蒙古会议”,共商蒙古地方制度及其他有关事宜。

  民国19年(1930)春,南京政府下达了召开蒙古会议通知,明确了盟旗指派代表人数和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齐王意识到这次会议必将讨论蒙旗社会制度问题,所以在他给各旗下达指示时,明确要求各旗扎萨克重视这个会议,最好扎萨克本人亲自往参加会议,本人实在不能前去,必须指派确实可靠的官员充当代表。同年4月,按通知要求,哲里木盟选派的代表来到郭尔罗斯旗王府,由齐王主持开了一次去南京之前的预备会议。参加会的有:帮办盟务、代理副盟长、科左中旗温都尔郡王阳森扎布、帮办盟务、杜尔伯特旗贝子乌尔图那苏图,扎赉特旗郡王巴特玛喇布坦以及各旗王公代表和旗民代表等。会上,齐王宣布了哲里木盟席南京蒙古会议代表名单,并指定杜尔伯特旗代表乌尔图那苏图贝子担任哲盟首席代表,要求各旗代表都要听乌贝子的话。齐王还宣读了事先拟好的提案,并征询大家意见,又让代表在签名单上写上我爱王公四个宇,签上自己的名字。可是,宾图旗(科左前旗)旗民代表博彦满都却拒绝签名。齐王和其他代表对博彦满都非常不满,当晚即派郭尔罗斯前旗梅林彭斯克(苏宝麟)到博彦满都的住处,以朋友之情加以劝说。博彦满都虽与彭斯克有较深的友情,仍不为之所动。齐王想以博彦满都未担任旗府官员为由,排出代表之外,博彦满都据理争执,因此,齐王不得已才允其前往南京参加会议。

  蒙古会议于民国19年5月29日开幕,6月12日结束。除察、绥境内各盟因受阎锡山势力的阻挠,未能派人参加外,其他各盟旗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哲里木盟代表11人,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盟。东北盟旗处处长袁庆恩、科长王宗洛(即特克希卜彦),吉林代表李芳春及南京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共有70多人。大会主席团有:马福祥(继阎锡山之后,1929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孔样熙、张我新、恩克巴图、吴鹤龄等。

  会议期间,大会发言,小会争吵,风波迭起。博彦满都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蒙古自治的方案,主张除废蒙古的封建王公奴隶制度,要求设内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管辖内蒙各盟旗,直辖中央政府等。这个方案一出台,即受到蒙古王公代表和东北三省及热河省代表的一致反对。哲里木盟首席代表乌尔图那苏图和袁庆恩等极力坚持保留王公制,并威胁博彦满都,要与他势不两立,要回东北再说,会场秩序很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和孔祥熙等从中劝说,始行散会。

  南京蒙古会议,决定继续维持王公制度,使一些代表对南京政府甚感失望,而齐王对此结果则是满意的。

  本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推行其满蒙政策,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在大连所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与清室肃亲王善耆和巴布扎布相勾结,在我国东北策划“满蒙独立”,妄图把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1914年,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萨克亲王业喜海顺与清皇族肃亲王善耆女儿金显孟珍结婚。善耆死后,洮南满铁分支机构的日本人义田、山艮、菊竹等与肃亲王七子金壁东、八子宪真、十四女金壁辉(即川岛芳子)及其丈夫甘珠尔扎布(巴布扎布次子)经常出入业喜海顺的府邸,秘密搜集情报,齐王与业喜海顺关系密切,从而他又结识了义田,山艮、菊竹等日本人,并为日本人了解蒙旗疆界、矿产、牧业、江河湖泊等情况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九·一八事变前,郭尔罗斯前旗王府已是日本特务进行活动的庇护之所。日本特务富田仁三郎以经商为名,与在长春为齐王府经营租子柜的留日归来的太平阿交上了朋友。通过太平阿又结识了四大租子柜总管高汉春(蒙名额尔德尼)、王府主办外事的苏玉书和白玉珠等人。由他们引荐,富田仁三郎来到王府觐见了齐王,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还认齐王为义父而赢得了信任。后来,齐王在王府西花园里,修建了一座精美别致的洋房,供其义子享用。从此,郭尔罗斯前旗王府也成了日本特务经常出入之地。

  “九·一八”事变后,齐王更加积极投靠日本侵略者,日本军政要员也经常出入王府,从而得到日本侵略者的赏识。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成立伪满洲国。2月17日,成立了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被指定为委员长,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汤玉麟(当时汤在热河,是日伪自行指定的)、齐王、凌升等六人被指定为委员,2月18日,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宣言’公然宣称东北要完全独立。2月25日,又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成立新国家,名日满洲国。齐王是这两次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从而成为所谓的建国元勋。

  1932年3月1日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沐猴而冠,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举行了就职典礼,齐王参加了典礼仪式。当天,伪满洲国宣布建各部,同时设兴安局。同一日,关东军司令提出名单,由溥仪签名,任命了一批伪满政府大臣。3月14日,齐王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兴安局局长。1932年8月3日,伪满兴安局改为兴安总署,齐王改任兴安总署总长。

  1934年3月1日,日本扶植溥仪在长春称帝,改国号为满洲帝国,年号为康德。同时,任命了九部大臣。11月9日,伪满国务院决定,将兴安总署改为蒙政部。28日,任命齐王为蒙政部大臣,12月l日正式到任就职。之后,公布了《蒙政部官制》,把原兴安东、南、西、北四个分省改为东、西、南、北四个省,发表了蒙政部及新的伪省长人选。蒙政部辖有:兴安各省24旗,吉林、滨江省各l旗,龙江省2旗,热河省6旗及锦洲省2旗,总计36旗,包括了伪满洲国境内所有之蒙旗。

  《声明书》发表之后,齐王还亲笔用蒙文题写了远归近安,帝法日益昌盛的赞词,受到了日本官员和一些汉奸的赏识。

  1932年10月,即齐王任伪满兴安总署总长之后,曾率领代表团赴日参观访问。

  赴日本东京参观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及其随行人员均为一些东蒙政坛显赫人物。例如:伪兴安东分省省长额勒春,内蒙古布特哈旗人,达斡尔族。他在晚清时期曾任过布特哈副都统,东布特哈八旗总管,其后曾任黑龙江军务善后督办公署咨议,伪兴安总署成立后任兴安东分省省长。凌升,呼伦贝尔人,达斡尔族,任过呼伦贝尔副都统,东三省保安司令部顾问,蒙古宣抚顾问,1932年与齐王同为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后任伪满洲国兴安北省省长。

  由此可知,这个代表团的规格是比较高的。代表团在日本参观访问了一个多月,在东京、大阪等地,参观了日本的工业、交通、游览了名胜古迹,观赏了日本风光,还照例参拜了天照大神神社。

  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凌升就一些参观项目的安排向白滨睛澄提出责难,如对参拜日本天照大神神社,凌升说:我们参观的目的,是为了逛逛名胜古迹,观赏风景,不是为参拜天照大神而来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在大阪时,田中车辆株式会社的财阀田中太介,为了向伪满洲国推销车辆,特设宴招待代表,席间凌升指着一个碟子里的菜,问正珠尔扎布:“这是什么莱?”正珠尔扎布回答:是蛤蟆肉(田鸡)。凌升立即投箸而起,连说:这不是糟蹋我们蒙古人吗?”结果不欢而散。又如去日本动物园参观时,园长亲自接待,园内所饲养的猩猩表演了各种技艺,并同参观的客人一一握手。凌升对此举非常生气,他认为兽与人齿,岂有此理。正珠尔扎布在一段回忆中说:访日参观时,我一次也没有听到凌升赞美日本的话。日本人认为很得意的地方,他都表示不满。凌升这些举动,被日本方面认为是不友好的、“反日情绪,这也是凌升此后被日本杀害的根由。

  1937,齐王从伪满蒙政部大臣的位子上跌落下来,只任了一个没有实权的伪参议府的参议。

  业喜海顺是图什业图旗(科右中旗)札萨克和硕亲王,“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支持日本侵略者的活动,1933年9月他被任命为伪兴安南省省长。为了表彰他对建立伪满洲国的“功绩”,日本天皇还授予他一枚三级的“旭日”勋章。

  业喜海顺担任伪兴安南省省长之后,因对日本人的专横拔扈不满,一次宴会上,在几分醉意之后,他向一个日本人说:“哎呀,如果我早知道你们日本人是这样,当初就不该为你们卖命!”一言而出招来了祸事,引起了日本方面对他的不满。事隔不久,便以“无故鸣枪,威吓下属”为名,宣布给他休职一年的处分,实际上是罢免了他的兴安南省省长的职务,令其回旗府闲居。

  凌升是清末明初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的长子。20年代,他也担任过呼伦贝尔的副都统。他有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对复辟清朝帝制抱有很大幻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溥仪挟持到旅顺,凌升便跑到旅顺见了溥仪和关东军要员。此后,他与齐王等人一起被推举为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伪满洲国的“建国”活动。凌升当上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后,看到了日本官吏专横,而满蒙官吏形同摆设,心怀不平,特别是对日本统治伪满洲国所实施的政策有所抵触。在凌升随齐王访日时,即有一些不满言行。1936年3月有伪满蒙政部召开的兴安各省省长会议上,凌升在发言中公开反对日本侵略者对满洲的一些政策,诸如土地国有,日籍人士任伪满官吏,把日语作为伪满洲国国语并用日文行文,以及把蒙古地方行政分为四个兴安分省等,一一加以抨击。

  凌升的激烈言辞,大大地得罪丁日本当局,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呼伦贝尔的一大障碍,为了除掉凌升等人,他们觉得只靠凌升上述一些言论还不够,于是便制造了一起所谓的“通苏事件”。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在满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上,特别是沿哈拉哈河一带,由于日本军的挑衅,时常发生冲突,每次战事都是日本军队打败仗,并且伤亡较大。日本军方为推卸其失败责任,便扬言有人窃取日军情报通苏。在国境附近,逮捕了伪满上尉沙德勒图(通尚)和伪警察倭信太等所谓嫌疑分子,严刑拷问,逼他们说出背后策划者,终于屈打成招,捏造出凌升等反满抗日、通苏、搞间谍活动的假口供。

  1936坪3月27日以后,陆续逮捕了凌升的妹夫、伪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和他的胞弟、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此外,还逮捕了兴安北省公署科长葆定等许多人。日本关东军组织了军法公审,凌升、福龄、春德、华霖太处死刑,其他人大多被判处有期徒刑。

  凌升等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印发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内分30条。除了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要使满洲人日本化,其他民族诚心悦服为我所用等条款外,其中一条,这样写道: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

  业喜海顺、凌升与齐王关系均为密切。他们二人对日不满的言行有些是齐王听到或所看到过的,但他默然置之,不予置评,这就引起了日本人对他的疑心。在凌升被处决一年后,1937年5月7日,伪满洲国人事更迭,伪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同时兼任了外交部、蒙政部大臣等职,齐王改任咨询机关参议府的参议,从此渐渐地结束了他的政坛生涯。

  1942年(伪康德九年)春,齐王因病由新京(长春)返回王府。刚开始,他忠的是肠炎,后来演变成阿米巴痢疾。王府派人四处请医,多方诊治,终不见效。最后,从伪新京满铁请来两位日本医学博士,其中有个叫中岛达二的,医术颇为高明。但是齐王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延至阴历六月二十三日,在王府病逝,终年69岁。

  齐王病逝后,郭尔罗斯前旗为他举办了隆重的丧葬仪式。在王府七间正堂前搭起一座高大宽敞的天棚,从扶余购置一口特制的白色檀香木的套棺。在九天内,阿拉街庙的100多名昼夜轮番念经,多人轮流守灵。因当时正值盛夏,为防止天热尸腐,特从外地运来大量冰块,棺材及尸体均用冰镇。同时,白天黑夜各有4人手执拂尘,专轰蚊蝇。

  参加祭奠的人很多,伪国务总理大巨张景惠及部级要员,兴安总省省长寿明阿、副省长博彦满都,还有日本关东将领等日伪军政要员,也参加了葬礼和祭奠活动。

  齐王同已故的人福晋合葬。出殡时,仪式更加盛大,有32人抬棺,百余名随棂念经。送葬的队伍,从王府正门逶迤至墓地,郭尔罗斯前旗最后一代旗王,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编辑:澳门贵宾会2000.com 本文来源:达海琪鱼缸:内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末代旗王齐默特